网上最近掀起一片“人贩子判死刑”的呼喊之声，但在深圳颇为尴尬的局面是：近年警方破获的拐卖儿童案，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贩卖孩子的案件占比很高。深圳检察系统近两年审查起诉拐卖儿童案8起，其中7起是直系亲属贩卖亲生儿，法院在量刑中对于类似贩卖亲生儿的判罚通常较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相关负责人19日坦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力度的加大，当前惩治预防拐卖儿童犯罪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突出表现在：采取偷盗、强抢、诱骗方式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拐卖儿童犯罪。

奶奶以5万元卖掉亲孙女

2013年11月底，警方破获一宗儿童拐卖案，一对广西夫妇因家庭困难，怀孕时已决定将孩子卖掉，定价3.5万元。经四名中介介绍、周转，孩子最终以4万多元卖给深圳一对没有生育的夫妻。

事后，警方将卖家夫妻及中介人员抓获归案。去年10月，他们被深圳福田区法院一审判处拐卖儿童罪名成立，但均被判处缓刑。由于这宗案系因家庭贫困，贩卖亲生儿，法官在判决书中释明轻判原因，认为该案与其他纯粹非法获利的拐卖儿童案存在差异。

而另一宗事发深圳宝安区的贩卖儿童案，则是奶奶将孙女以5万元出售。孩子被卖后，老人的儿子追问孩子去向，老人谎称孩子自行走失，随后以外出寻找为名潜逃。被拐卖的孩子在七天后被解救，老人被抓获归案。宝安区法院一审判处老人拐卖儿童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深圳警方破获的多起拐卖儿童案，大部分均为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作案。去年以来，深圳检察系统接收的类似案件涉及8宗拐卖案，其中7宗属于亲属贩卖亲生儿女。

贩卖亲生儿女皆因家庭贫困

在这些贩卖亲生儿女案件中，家庭贫困是主因。在深圳龙岗区一宗拐卖案中，21岁的傅某让女友怀孕，经济拮据，两人商量等孩子出生后送养。他们通过网络找到中间人，预支营养费与住院费，才有钱到医院生产。孩子出生后，傅某以2.5万元将其出售，除交给医院费用外，他分得1.2万元，女友分1万元。

警方以涉嫌拐卖儿童罪将傅某刑拘，检方也批捕。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迫于生活困难，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属民间送养行为，不以犯罪论处。检方也认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售亲生儿的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

也有纯粹为获取利益的。据检方指控，嫌疑人刘某以谈恋爱为由，骗取多名受害女子钱财，并与一受害女性生下一子，并以3万元出售。刘某在去年4月被抓获归案，除被指控拐卖儿童罪以外，还被指控其他多项罪名。

家政人员及护工充当中介

在8宗案件中，有两宗有家政服务人员及医院护工充当中间人角色。2013年6月23日，黄某福在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产下一子。黄某福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她与邻居商议后决定将孩子出售。两人通过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两名护工介绍，将孩子以6万元销售。两名护工一人获2000元，一人获2600元。最终，两人被判处拐卖儿童罪名成立，各获刑9个月。

上述提及的广西夫妇贩卖亲生儿案，也有4中介涉案，购买孩子的夫妻正是通过家政公司的介绍。此外，网络渠道颇为常用，8宗案件中有两宗当事人是通过网络找寻买家，一些卖家甚至在怀孕期间就开始找买主，由买家提前预支生产费用。

现状

对买家惩处确实较为乏力

在深圳的这8宗拐卖儿童案件中，有一宗是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立案，对拐卖儿童中多个环节中的“买家”环节予以打击。

近年呼吁对拐卖儿童中重要的一环——买方，予以打击的声音不绝于耳。《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买家不阻碍对被拐卖儿童的解救，通常不以该罪论处，因而拐卖儿童案的多个环节对买家惩处确实较为乏力。例如，2013年发生在深圳的一宗贩卖儿童案中，李某颖因不能生育，通过网络找寻孩子，家庭贫困的陈某同意将孩子送养，李某颖为此支付3万元。警方以涉嫌犯有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对李某颖立案，而南山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李某颖属于民间收养行为，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此，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军说，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存在一些家庭本身抚养能力不足，如果在国外可能被剥夺抚养权，但在国内无人过问。另一方面收养法对于孩子的收养限制得过死，正常途径往往无从收养，于是出现亲生父母卖亲生儿的事情。对于这类行为的从轻判罚，正是有对于现实制度的考虑。（李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