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3月于日本学成归国后，李叔同随即开始了长达8年的教师生涯。最初担任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1912年春到上海城东女学任音乐、国文教员；同年秋赴杭州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1915年春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员，直到1918年出家为僧时止。8年的教学生涯，时间不长，但成绩卓著。李叔同以其杰出画家和音乐家之身份，积极投入教学之中，先后培养了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潘天寿等优秀学生，其成就为同时代师友、弟子和后世研究者所称道。纵观李叔同的任教履历，除在上海短期讲授国文课程外，从事的主要是艺术教育，尤其是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桃李满门。作为教师的李叔同，可谓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从理论视角考察其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固然必不可少，然而对李叔同课堂内外的精彩表现也不容忽视。还原李叔同的艺术课堂，可以借此追怀民国初年艺术教育的历史。

　　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学制中，对于各级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均有开设艺术类课程的制度性设计，但往往难以落到实处。一方面，艺术较之其他学科，非关稻粱，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得不到校方和学生的重视；另一方面，缺乏师资，也是导致大多数学校艺术教育不兴的重要原因。即便是李叔同任教的以艺术教育著称于世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6年建校），于民元前即拥有较强师资，如马叙伦讲授《群经源流》、沈尹默讲授《中国文学》、许寿裳讲授《心理》、周树人讲授《生理》等，俱为一时之选，但图画、手工等课程则由于缺少可堪胜任的教师，只能列为随意科目。中华民国建立后，曾长期担任该校教务长的经亨颐履校长之职，艺术教育始获重视。该校曾于1912至1915年设立“图画手工专修科”，李叔同担任“西洋画”课程的主讲教师，成为一大亮点。

　　民国初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大力倡导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主张，于教育界影响甚大。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经亨颐，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尤重德育（他称之为“人格教育”）和美育，前者凝聚为“勤、慎、诚、恕”的校训，后者则体现在音乐、图画等课程之中。1912年夏，经亨颐亲自到上海邀请李叔同担任一师的音乐和图画教师，并增添了课程设备，计有钢琴两架，风琴五十架，专用美术教室三间，音乐教室一间，还专门雇佣一位体格健康、发育匀称的青年男子为人体模特，供美术课素描教学用。又在音乐教室周围种了许多花草，使之成为一个美丽的花园。李叔同本人的艺术修养及其道德文章，堪称学生之表率，从而使音乐和图画课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堪比国文、数学等主课。可见，制度的保障改变了艺术教育的“鸡肋”性质，恰当的授课人选则提高了艺术教育的品质，不仅吸引了原本对此不感兴趣的学生，还使有天赋的学生得到重点培养，走上成才之路。而能够兼任音乐和图画两门课程，这在中外艺术教育史上也不多见，充分体现出李叔同全面的艺术才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及讲授过程中的音容笑貌很快会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此时文字的记录就显示出保存历史现场的重要价值和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这就是所谓“文字寿于金石”的含义所在。李叔同教学态度之认真及教学效果之显著，时人多有称赏。对其艺术课堂最为准确翔实的记录，则见于其及门弟子丰子恺的文字之中。在李叔同的诸位杰出弟子中，丰子恺以美术和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著称于世。对于乃师的追忆，散见于丰子恺多篇回忆性散文之中，记述李叔同艺术课堂的景况最详，为后人的追怀与阐释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从课堂氛围到李叔同的相貌表情，在丰子恺笔下得到了事无巨细而又充满趣味的呈现。在丰氏眼中，李叔同的音乐课堂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严肃。摇过预备铃，学生走进音乐教室，发现李叔同早已端坐在讲台上，高高的消瘦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神态；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可以用“温而厉”三个字来形容，也使课堂上的空气严肃得很。李叔同用这样的态度来教学生音乐，学生上音乐课时，觉得比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音乐教师李叔同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温而厉”三字，概括李叔同尤为准确。他的性格是温和的，但对艺术和教学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又使他无论在课上课下，还是对人对己均严格要求。这样造诣高而又要求严的教师，确实能给学生以不怒自威之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式的引导，又在潜移默化中引发学生的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