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Pettis 卡内基基金会高级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教授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师Derek Scissors在上周发表文章，文章参考了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在2014年10月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对分国家、分地区的家庭总财富进行测度。在就中国是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无止境争论上，Scissors认为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两国GDP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唯一方法。一些人认为现行汇率下的名义GDP是一个合适的指标，而另一些人更偏好对其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Scissors指出，两者可能都不合适：

　　哪一个国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是存在争议的。一些人引用GDP的购买力平价调整值，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然而依据其它很多指标，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观点被用于衡量中国的重要性，强调中美竞争关系，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被用于支持中国威胁论。

　　毫无疑问，中国相较于美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人们认为，即使中国目前尚未处于领先地位，那一天也终将到来。尽管如此，这个论点中至少包含一个存疑的指标：国民财富。自2008年始至2014年中期，中国或已在国民财富方面落后于美国。

　　Scissors指出，“根据瑞士信贷计算，美国净私人财富总额为42.9万亿美元，而中国则为4.7万亿美元，两者比值超过9：1”，这意味着美国比中国富有8.1倍。然而两国的GDP比值与上述比值差异巨大。中国宣布2014年年末GDP总值达到了9.18万亿美元，而美国是16.77万亿美元，后者仅为前者的1.8倍。

　　这初看或令人感到奇怪。GDP是衡量一国在给定时间段内总财富创造量的指标，常与一个行业创造的收入进行类比。我不确定瑞士信贷对家庭总财富的估值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等同于（或至少正比于）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资产、生产及提供服务能力（依附于中美人民的劳动力）的总市值，那么同样一美元收入在美国的价值就是在中国的五倍。类比股票市场，美国的市盈率就是中国的五倍。

　　这种情况合理吗？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提到的“五”这个倍数并不是精确值。美国当然比中国有更大的“倍数”，但这个倍数究竟是多少是不可能证明的。虽然人们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最终会超越美国，以及这可能何时发生（这个问题格外有趣）并无争议，我确实认为两国的相对经济价值问题引人入胜，因为它反映出中国经济状况，并且对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有很大作用。

　　但是在我说明为何美国显然拥有一个更高的“倍数”之前，我将先回到GDP这个问题上。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被认为是其在给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及服务总价值的理想度量指标，包含了其资本存量的所有增减。OECD组织将GDP定义为“对参与生产的所有居民、机构单位产出的总价值的度量（并且对不在计算范围内的产品，加上全部税收收入并减去补助支出）”，尽管这一定义或许不那么“优雅”。

　　GDP有何优越之处？

　　众所周知，GDP理应反映一国（或地区）在给定时间段内的经济财富创造量。然而同样广为人知的是，这种反映并不十分精准。Simon Kuznets在1934年向美国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发明”了GDP这一概念。他意识到GDP的缺点，并且一直在警示其可能的误用。GDP的问题在于，在其标准算法中包含了很多要素——例如一些人提议将国防开支或者经纪费纳入口径——而这些要素并不能反映其所属经济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能力上的变化，同时另一些有反映能力的要素却被排除在外。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所讲的正负外部性。例如，一家将臭水排到附近河流的制造化学产品的工厂可能带来很大的正面经济价值，但这种污染行为会带来经济成本，包括未来农业和渔业更低的回报，未来更高的医疗卫生支出，对未来旅行者、泛舟者、自然爱好者的福利损害等。假如我们忽略了这种经济成本，那么这种化学产品生产过程对GDP的贡献就会高于其实际价值。

　　此外，只有存在于现金经济记录中的项目才能纳入GDP统计口径。相比于酒保，娼妓和毒贩提供的消费性劳务价值很高，但他们的活动未被包含在GDP的计量中（虽然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正着手于此）。由中介机构提供的托婴服务包含在GDP中，然而假如这一服务是由邻居或亲戚无偿提供的，它就没有包含在GDP中。有一些项目未被认可为家庭消费的一部分，然而我认为作为消费性劳务它们的价值很高。毫不夸张的说，谷歌的搜索功能显著地改善了我的生活，我确信它提高了我本人以及全世界的福利，而其对全球GDP的贡献远不足以反映这一影响。在办公室、家甚至出租车上，我都能获得大量信息、参考文献和数据，获取这些资源加在一起原本会耗费我数周的时间。或许并非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对此感到满意，但如果失去互联网搜索服务，我受到的打击远大于丢掉一辆车或全部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