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扶贫开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事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事关人民群众根本福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党的执政根基，是一项极具政治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的重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调研扶贫开发并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特别是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责任重于泰山。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历史性地专题研究扶贫开发工作，充分彰显了省委向贫困宣战、向小康迈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会上，王东明书记强调指出，要从战略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这场硬仗。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当前，就成都而言，无论是所处的发展阶段、肩负的历史使命，还是面临的现实需要、承担的城市责任，扶贫开发工作都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任务，必须牢牢抓紧、切实抓好。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成都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受现代化进程中的要素极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相对贫困问题仍然并将长期存在。抓好扶贫开发决不仅仅是城市欠发达时期的一项阶段性工作，而是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长期任务。越是经济发达，越要抓好扶贫开发，决不能有丝毫懈怠。从历史使命看，成都怀有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宏大抱负。当前，成都城市二元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存在，城市贫困问题与农村贫困问题相互叠加，成为发展的突出“短板”。不把这些“短板”补齐，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含金量”就会大打折扣。从现实需要看，当前成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抓好扶贫开发，有助于迅速形成一批投资实物量、释放一批刚性消费需求，起到“稳增长”的明显作用；有助于进一步破解制约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从根本上消除各类社会矛盾滋生的土壤。从城市责任看，作为全省首位城市，成都理应在新阶段扶贫开发中干得最主动、走在最前列。同时，成都的发展凝聚着全省其他市州的倾力支持和巨大贡献。在全省新阶段扶贫开发中，利用自身优势支援帮扶甘孜、阿坝等兄弟市州，既是成都的责任所在，也是道义所在。因此，我们必须把新阶段扶贫开发摆在突出位置全力抓好，确保取得显著成效。

一、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工作方位

近年来，成都坚持“低保保生活、扶贫促发展”双轮驱动，统筹抓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新村扶贫、生态扶贫和能力扶贫，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当前，成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拔寨、高位求进的新阶段，呈现出一系列带有转折性、趋势性的深刻变化，必须准确把握、积极顺应。

（一）从扶贫任务看，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转为“减少相对贫困”。贫困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因时因地调整的一个动态概念。过去，成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缺吃少穿”的问题，目标是“图温饱”；现在，成都已经全面消除国、省标准的贫困村，城乡群众温饱等基本需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转为解决相对贫困人口“增收致富”的问题，目标是“图发展”。这一变化，对成都新阶段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二）从贫困分布看，已经从“连片式为主”转为“插花式为主”。过去，特别是在第一轮扶贫开发时期，成都农村贫困人口成整村分布态势，贫困村多达500余个，集中在金堂、青白江、蒲江三片和邛崃革命根据地；城市贫困人口则主要分布在棚户区、城中村和老旧院落等特殊区域。当前，成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整村分布现象已经消除，更多的是相对贫困户插花式地分散于各个圈层。同时，随着城市改造和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原本聚居的城市贫困人口时有迁移，呈现大杂居、小聚居格局。这一变化，对成都新阶段精准识贫、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带来不小挑战。

（三）从致贫原因看，已经从“资源条件约束”转为“社会条件约束”。过去，自然资源匮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是导致成都部分地区和人群贫困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交通先行”“立城优城”“统筹城乡”等战略的深入实施，全市城乡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提升，资源条件的致贫因素大幅减弱，缺文化、缺技术、缺资金、缺服务、缺保障等社会因素逐渐成为致贫的主因。这一变化，对成都新阶段扶贫开发提出了对症施策、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