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有着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维，在他看来，未经反思与理性安排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他最乐意干的事情是在自家书房里看书、做研究、写文章，不愿意一天到晚在外“瞎折腾”，甚至连办公室都很少光顾，更别说隔三差五出远门了。因此，如果不是心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担当，没有老友与学生三番五次的盛情邀约，他大概也不会有最近这一次华南师范大学与暨南大学的讲座之行，我们也将失去一次与他亲密接触的良机了。

　　那一天，雨从深圳一直下到了广州。一大早，当我们一路狂奔前往赴约时，邓晓芒已经在华南师范大学校方安排的宾馆房间里忙活开了，运气调息，为当天的采访与在暨南大学的讲座储备能量。门铃响，房门开，映入眼帘的是邓晓芒那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房间里陈设很简单，房间里的人也单纯，几句简短的问候便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近一个半小时的对谈中，邓晓芒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坦率，将他的人生经历与幕后花絮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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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

　　邓晓芒认为，一切学习都是自学。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学习经历不是在学校，而是自学。虽然邓晓芒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担任《新湖南报》社长，但是他坦言父亲对他学习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自学，为邓晓芒深涉哲学领域铺上了厚实的路基。

　　1964年，邓晓芒下乡了。他是和学校其他同学一起报的名，临出发前还戴上了大红花。此前他正在长沙三中——今天明德中学的前身——就读。学校的学习中断了。

　　下乡第一站在湖南省江永县农村。到了那里，沉重的农业劳动和学习农活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两年后，文革之风吹到了江永县城，知青们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运动。1968年是知青们彻底放松的一年，大家都丧失了理想，感到茫然。知青点里有一个朋友张某，不爱出工，也不想着赚钱，头发留得长长的，平时在山上、树林里、知青点到处闲逛，饿了就去别人那里蹭饭吃。张某平时爱和周围人谈论哲学，说得头头是道，让邓晓芒很是崇拜。“一个人如果从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过，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辈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说到张某对自己的“启蒙”，他至今依然心怀感激。

　　江永县那一批知青中有几个人开始学习、研究哲学，就是在张某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邓晓芒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能看到的哲学书很少，知青组里只有几本砖头厚的马列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邓晓芒挑了其中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用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笨办法，一段一段地去啃。他在下乡期间的日记中写到：“要磨练自己的思想。”强烈的思想自觉迸发着他自学的激情，推动着他走向学术生涯。

　　邓晓芒说，那时候没想着准备什么考试，纯粹凭着兴趣阅读，倒更能读得深、想得透。“我学哲学决不是为了要成才，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正因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的整个自学经历都充满了乐趣。不管现实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没有一点勉为其难或卧薪尝胆、苦修苦炼的感觉。

　　1978年，已经返城的邓晓芒站在了人生转折点上。因为前一年报考大学本科得知年龄已超过湖南省规定的25岁上限，邓晓芒选择报考硕士研究生。他报了国内最“牛”的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很快复试通知下来了，当时他还在一家水电安装公司做搬运工，领导对他刮目相看。赶到北京复试拿到了80分，自我感觉良好的他却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导致政审没有过关。其实作为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的陈修斋老师曾经在收到他写的两篇文章后回信，承诺只要分数过线就会录取。可惜第一志愿单位没录取，而且直到寒假时才把邓晓芒的材料转给武大，致使他第一年考研无功而返。

　　一次的不利，挡不住有志者前行的脚步。机遇的大门，常为目标笃定的有志者敞开。陈修斋老师本来是隔届招生，但为了不耽误邓晓芒，决定破例在第二年继续招生，并且为了有利于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建议学过俄语的他在英、法、德语中另选择一门作为外语考试科目。邓晓芒起初想学英语，但由于英语拼读不一致而感到难学，因而转学拼读一致的德语。他四处打听，找到长沙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求教。通过8个月的学习，考试拿了51分，成功过线，让打算在外语考试分数上为邓晓芒“开绿灯”的陈修斋老师用不着那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