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理性 恰如晓芒  
——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  
邓辉林 姚龙华 文/图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邓辉林 姚龙华 文/图

提要：

虽然顶着“国内康德研究第一人”的耀眼光环，但是现实中的邓晓芒却十分低调。他自称“我的生活都是理性安排的”。论战中的君子之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生活作息的规律，都透露出其强大的理性思维。同时，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并称对哲学的兴趣就是“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爱文学，爱家人，爱锻炼，一度还痴迷于雕塑与美术，他的生活热情与冷静外表形成鲜明反差，正如朝阳，光芒鲜亮却保有一份清凉。

邓晓芒有着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维，在他看来，未经反思与理性安排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他最乐意干的事情是在自家书房里看书、做研究、写文章，不愿意一天到晚在外“瞎折腾”，甚至连办公室都很少光顾，更别说隔三差五出远门了。因此，如果不是心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担当，没有老友与学生三番五次的盛情邀约，他大概也不会有最近这一次华南师范大学与暨南大学的讲座之行，我们也将失去一次与他亲密接触的良机了。

那一天，雨从深圳一直下到了广州。一大早，当我们一路狂奔前往赴约时，邓晓芒已经在华南师范大学校方安排的宾馆房间里忙活开了，运气调息，为当天的采访与在暨南大学的讲座储备能量。门铃响，房门开，映入眼帘的是邓晓芒那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房间里陈设很简单，房间里的人也单纯，几句简短的问候便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近一个半小时的对谈中，邓晓芒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坦率，将他的人生经历与幕后花絮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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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

邓晓芒认为，一切学习都是自学。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学习经历不是在学校，而是自学。虽然邓晓芒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担任《新湖南报》社长，但是他坦言父亲对他学习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自学，为邓晓芒深涉哲学领域铺上了厚实的路基。

1964年，邓晓芒下乡了。他是和学校其他同学一起报的名，临出发前还戴上了大红花。此前他正在长沙三中——今天明德中学的前身——就读。学校的学习中断了。

下乡第一站在湖南省江永县农村。到了那里，沉重的农业劳动和学习农活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两年后，文革之风吹到了江永县城，知青们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运动。1968年是知青们彻底放松的一年，大家都丧失了理想，感到茫然。知青点里有一个朋友张某，不爱出工，也不想着赚钱，头发留得长长的，平时在山上、树林里、知青点到处闲逛，饿了就去别人那里蹭饭吃。张某平时爱和周围人谈论哲学，说得头头是道，让邓晓芒很是崇拜。“一个人如果从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过，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辈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说到张某对自己的“启蒙”，他至今依然心怀感激。

江永县那一批知青中有几个人开始学习、研究哲学，就是在张某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邓晓芒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能看到的哲学书很少，知青组里只有几本砖头厚的马列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邓晓芒挑了其中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用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笨办法，一段一段地去啃。他在下乡期间的日记中写到：“要磨练自己的思想。”强烈的思想自觉迸发着他自学的激情，推动着他走向学术生涯。

邓晓芒说，那时候没想着准备什么考试，纯粹凭着兴趣阅读，倒更能读得深、想得透。“我学哲学决不是为了要成才，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正因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的整个自学经历都充满了乐趣。不管现实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没有一点勉为其难或卧薪尝胆、苦修苦炼的感觉。